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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柏林危机】第二次柏林危机与冷战时期德国的外交政策

来源:冰封雪盖网   时间: 2019-03-16

作文「第二次柏林危机与冷战时期德国的外交政策」共有 11407 个字,其中有 9784 个汉字,347 个英文,304 个数字,972 个标点符号。作者佚名,请您欣赏。玛雅作文网荟萃众多优秀学生作文,如果想要浏览更多相关作文,请使用网站顶部的作文搜索引擎进行搜索。本站作文虽然不乏优秀之作,但仅为同学们学习交流的习作,不能当作范文使用,希望对同学们有所帮助。

摘要: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试图牺牲联邦德国利益与苏联达成妥协,动摇了联邦德国对于它的西方最强大盟友的信心,迫使联邦德国重新审视其依靠西方实力促进德国重新统一的政策,着手改善与东方之间的关系。对美国的失望,坚定了联邦德国走德法合作道路的决心,促使联邦德国更加密切与法国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二次柏林危机对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影响深远。
关键词:第二次柏林危机;冷战;德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D8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7-0034-03
第二次柏林危机的发生、发展及结束对欧洲局势和东西方关系,尤其是美苏在欧洲的缓和有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第二次柏林危机对西方阵营内部的关系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德美关系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随着危机发展,美国和联邦德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开始显现出来。本文通过考察冷战初期德美同盟的形成、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德美的分歧与合作,从而揭示第二次柏林危机对冷战时期德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冷战初期德美同盟的形成
德国虽然在二战中遭到极大的破坏和削弱,但它所处的重要的战略位置,拥有的巨大工业和军事潜力,是任何稍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都无法予以忽视的。而且,由于四大国共同占领德国,战后初期德国的地位尚未最终确定,这也给大国在德国问题上进行新的调整提供了可能性。
鉴于德国一向扮演“破坏者”的角色,美国和苏联在努力将德国纳入己方阵营的同时,也需要对德国予以适当约束,以免其重新打破欧洲的力量平衡。基于防患于未然的心态,美苏在将各自势力范围内的德国部分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时显得小心翼翼。就美国来说,一方面要对西方占领下的德国进行扶持,利用其经济和军事潜力来稳定西欧,进而增强美国在欧洲对抗苏联的实力。对抗苏联的紧迫性要求它在扶持联邦德国时不遗余力,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更需要联邦德国分担自己的防务负担。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养虎为患,一个倒向苏联或者实行中立化政策的联邦德国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样的后果将使美国在战后扶持联邦德国的种种努力化为泡影。所以对美国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复兴联邦德国的同时,将其牢牢维系在西方阵营之内。美国实行这一政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对美国相对比较安全的联邦德国。冷战伊始,美国就推行复兴联邦德国、将其纳入西方阵营和西方安全体系的政策。在执行这一政策的过程中,美国所采取的手段是控制加笼络。成年人得癫痫病的因素有哪些一方面在德国统一问题上保留了最终发言权,以此作为向联邦德国施加压力的筹码。另一方面向联邦德国做出让步,逐步恢复其主权,并提高它在西方阵营中的地位。
联邦德国成立之时起,阿登纳政府一直坚持“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希望通过与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结盟的方式来维护西德在东西方对峙夹缝中的安全利益。联邦德国成立后“其外交政策的阶段性目标,就是寻求国家的主权的独立以及完成与西方结盟,其中尤以发展和美国的关系最为重要。”[1]通过与西方结盟、为西方防务做出贡献等政策为杠杆,阿登纳(Konard Adenauer)逐步为联邦德国争取到了主权的恢复。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立足于西方可以使联邦德国置身于西方阵营的保护之下,为联邦德国在东西方的对峙中求得安全保障。另一方面,通过对西方防务做出贡献,换取了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对其重新统一问题上的支持。
在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美国在处理与联邦德国分歧的过程中,比较注重听取波恩方面的意见,对于阿登纳政府所表达出来的不同意见基本都予以采纳。华盛顿之所以对波恩采取迁就态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联邦德国恢复了主权地位,在外交上拥有相当程度的自由,美国不可能再以粗暴的方式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联邦德国政府。其次,这一时期的国际形势比较缓和,并没有出现刻不容缓、要求立即解决德国问题等迫在眉睫的挑战,这样,华盛顿和波恩可以有时间有机会来进行磋商以处理双方之间的分歧。最后,美国处于战略调整期,前一时期制定的许多政策如大规模报复战略、解放东欧战略都陷入困境,美国已经意识到必须进行一些调整,但如何调整还没有具体的、清晰的思路,这也便于波恩方面施加影响。
二战后,出于对苏冷战的需要,美国对德严惩政策逐渐转变为扶持政策。为了增强对抗苏联的实力和稳定西欧,在美国的一手扶持下,建立了联邦德国,从而造成了德国的分裂。联邦德国成立后,美国给予了不遗余力的支持,使其经济迅速复苏,主权得以恢复,并在北约框架下实现了重新武装。与此同时,为了使德国不再成为欧洲力量平衡的破坏者,美国努力用条约体系将联邦德国维系在西方阵营之内。在美国与联邦德国的关系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这预示着,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两国之间的分歧将不断暴露出来。
二、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德美关系走向
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爆发看似突然,实际上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美苏两国新任领导人的上台,东西方关系总体趋势是走向缓和。东西方关系缓和使赫鲁晓夫看到了通过谈判与美国达成妥协的希望。东西方关系缓和并不意味着德国问题的解决,经过二战后初期在德国问题上的较量,美苏越来越认识到,只有承认德国分裂的现状才符合双方的利益。德国问题中最为敏感的是柏林问题,美苏等大国都在此有重大利益。由于柏林地位的特殊性,为苏联以柏林问题向美国施压提供了绝佳的场所。而在美苏核对峙下,联邦德国谋求核武装以及美国对此的支持,则让赫鲁晓夫如坐针毡。学术界普遍认为,赫鲁晓夫发动第二次柏林癫痫病中药治疗方法危机既是防御性的也具有进攻性,其要达到的目的是多重的。
对于这场危机,美国与联邦德国站在本国的立场上,对赫鲁晓夫的动机以及西方要采取的应对措施给出了不同答案。危机一开始,两国的分歧便暴露出来,在是否承认东德、德国重新统一的方式这两个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美国的动摇让联邦德国感到不安。虽然在联邦德国的敦促下,美国最终回到了一贯的立场上,但联邦德国对美国的怀疑却从此扎下了根。 经过危机初期的反复酝酿,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在进行军事准备的同时,寻求通过谈判解决危机。尽管认为在柏林问题上没有谈判的必要,但为了使紧张形势得以缓和,联邦德国政府勉强同意进行谈判。为了避免在谈判过程中美苏私下达成交易,联邦德国政府一度表示可以考虑“让步”,但这种灵活态度并没有持续多久。在日内瓦外长会议之前,联邦德国政府的立场反复不定,拖延了西方谈判立场的形成,对此,美国既不满又无可奈何。从日内瓦外长会议到美苏戴维营首脑会议直至流产的巴黎东西方首脑会议,联邦德国政府一直担心美国不能坚持立场,会背着联邦德国与苏联搞妥协。而美国对联邦德国的朝令夕改也颇有微词,以至于不愿意向波恩透露真实的谈判计划。两国之间的不信任充分表现出来。
肯尼迪上台后,经过内部讨论和磋商逐渐形成了以军事压力促谈判的政策,与前任政府相比,肯尼迪军事准备的力度更大,寻求谈判的决心更强烈。该政策在推行的过程中,必须得到联邦德国的配合,但联邦德国不管是在承担军事义务方面,还是在制定西方统一的谈判立场方面,都比较消极。“柏林墙事件”中,美国不愿意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引起了联邦德国方面的埋怨,而美国也反过来指责联邦德国所提出的建议不具有可行性,两国关系陷于冷淡。
在法国的支持下,联邦德国对肯尼迪政府的对苏谈判政策予以抵制,在这种情况下,肯尼迪政府决定单方面推动对苏谈判。由于得不到联邦德国和法国的支持,这种谈判只属于试探性质。在谈判过程中,每当出现僵局,肯尼迪政府都要回过头来寻求联邦德国方面的意见,希望联邦德国做出让步,以使美国政府在对苏谈判中能够提出可以推动美苏谈判的方案。然而,联邦德国政府的立场一直没有松动。为了挽救陷于僵局的美苏谈判,肯尼迪试图将自己的建议强加给联邦德国。这种粗暴处理问题的方式引起了联邦德国方面的强烈反弹,造成了两国之间关系的紧张。但紧张的关系没有持续多久,双方立即采取措施进行修补。
第二次柏林危机虽然挫伤了德美关系,但并不意味着德美同盟的完结。危机期间,双方在出现分歧时比较克制,通过协商来解决出现的问题。危机后期,两国关系出现紧张之后,并没有走向破裂,双方立即采取措施予以修补和维持。这也说明,支撑德美关系的基础虽有所松动,但美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的共同利益依然存在,基于冷战背景下的政治、经济、安全和意识形态的纽带仍然发挥着维系两国关系的作用。另外,在德美分歧公开化之后,赫鲁晓夫并没有抓住机会对美国和西方持续施加压力,从而使德美之间的分歧没有进一步加深。关于这点,肯尼迪政府班子成员邦迪和基辛格都认为,赫鲁晓夫错癫痫病发作时候的症状都有哪些呢过了继续在美国与联邦德国之间制造严重分歧的机会。①
三、第二次柏林危机对德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第二次柏林危机是东西方关系的一次危机,也是西方阵营内部关系的一次危机。基辛格认为,“不论赫鲁晓夫从他对柏林的威胁中获得了什么其他好处,这种威胁在造成西方联盟内部不和方面所起的作用,肯定是赫鲁晓夫的一个重大收获。”[2]173这次危机对西方集团内部的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对德美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成为冷战时期德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转折点。
1.德国开始重视法德关系。阿登纳开始将以美国为主轴的国家外交重心,逐渐转移为同时与法国关系的开展上,这多少是出自对美国柏林以及德国政策的疑惧与对美苏之间缓和做法的不满[3]27。出于促进法德关系的考虑,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戴高乐对阿登纳采取了大体上支持的政策。戴高乐在1958年重新上台后,他的外交政策重点是加强法国在西方阵营中的地位。为此,就要取得联邦德国的合作。第二次柏林危机为戴高乐提供了一个赢得联邦德国友谊的机会,从危机一开始,法国就表示了坚决不在柏林问题上让步的立场。这一立场与美国、英国相比,要强硬得多。对美国的失望坚定了阿登纳加强法德关系的决心,在一次与艾森豪威尔就柏林问题发生争吵后,阿登纳写道:“总的感觉是令人沮丧的,这更使我下定决心,如昨天戴高乐向我建议的那样,要更加密切和法国的联系。”[4]49
2.德国的统一政策遭受打击。第二次柏林危机明确显示出,联邦德国政府外交政策所强调的唯一代表权、不承认民主德国以及坚持“哈尔斯坦主义”①已成为影响德美双方,甚至与西方关系的负面因素。联邦德国一再要求将德国重新统一作为解决欧洲安全问题的前提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欧洲局势缓和的障碍。“和平和东西欧人民的接近都要求缓和,缓和又要求均势,而均势又要求德国继续分裂下去。持续不断地大声要求德国的统一,一再声称德国问题‘悬而未决’,只会引起相反的结果。这样做只能干扰缓和,而对改善欧洲形势和德国形势都起着阻碍作用。”[5]192联邦德国在统一问题上遇到了一个难以靠自身力量来克服的矛盾:如果东西方紧张状态不缓和,任何一方也不能允许依照对方的条件来统一德国;但如果东西方紧张关系得到减轻,就要求德国现状不仅被双方所默认,而且合法化。这就是说,“德国分裂成两个国家已成为欧洲缓和的组成部分。德国被分裂的不正常状态构成了被分裂的欧洲的正常化的条件。”[5]186“柏林墙”的建立及其后续发展显示,来自东欧的“威胁”减轻,暂时消除了东西方军事对抗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也加速两个德国在各自的集团内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的整合,更加深了德国的分裂,使得德国统一的前景更加模糊。
3.为新东方政策埋下伏笔。第二次柏林危机的进程表明,美国越来越不愿意为德国重新统一承担义务,这迫使联邦德国的政治家们检讨依赖西方实力来统一德国的传统政策。时任西柏林市长的勃兰特从危机当中认识到,“西方政策中已经成为传统的公式被证明是无效的,甚至是和现实格格不入的。”[6]11“为什么会得癫痫从长期观点来看,德国人必须要自己掌握分裂中国家的命运,而不能只是期待美国人。”[7]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许多人和我一样痛苦地醒悟,将柏林留为德国首都的要求动摇了。事实上,这种醒悟不仅使我自己,而且也使其他人在认识上开始一个根本的转折,迫使我们对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人民(和分裂的欧洲)的命运做新的考虑。”[6]7-8新的考虑就是后来勃兰特出任总理后所制定的谋求与苏联和东欧国家实现缓和的“新东方政策”。“被称之为我的东方政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6]11
通过对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德美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说明,即使在冷战时期,面对共同的敌人,国家利益仍然是西方国家决定其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的不信任、压制与反压制就生动地说明了这一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以西方阵营的暂时胜利而告终。苏联的解体虽然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共同威胁消失了,但美国与其西方盟国之间基于国家利益差异存在的严重分歧并没有随之消失。有理由相信,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不会听命于美国的控制,多极化的世界格局的建立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参考文献:
[1]Friedemann Bedürftig. Taschenlexikon Deutschland nach 1945[M].München: Piper, 1998, S. 115.
[2][美]亨利·基辛格.选择的必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3]陈郴.冷战时期的德美外交关系与第二次柏林危机(1956—1961)[J].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0,(14).
[4][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 1959—1963(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5][德]彼得·本德尔.盘根错节的欧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6][德]维利·勃兰特.会见与思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7]Andreas Hillgruber, Deutsche Geschichte 1945-1986: Die deutsche Frage in der Weltpolitik[M].Stuttgart: Kohlhammer, 1995, S. 156.

第二次柏林危机与冷战时期德国的外交政策

摘要: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美国试图牺牲联邦德国利益与苏联达成妥协,动摇了联邦德国对于它的西方最强大盟友的信心,迫使联邦德国重新审视其依靠西方实力促进德国重新统一的政策,着手改善与东方之间的关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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